五年计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王越（58岁）：水资源的宝贵在21世纪愈显突出，我国是贫水国家，但这一事实依旧不为人们所知，特别是一些主管部门。以北京为例，70年代从地下6米处就可以打出水，但30年后的今天，得到地下20余米处寻找了。有些单位守着地热资源就开采温泉，并以温泉作为售楼的一个幌子，这么做对有限的资源进行统筹利用没有任何好处。我建议政府部门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论证和批示这件事，水资源的利用是不能简单处理的。

李钰鹏（35岁）：今年北京的沙尘暴引出的环保话题让人记忆深刻。这其实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每个角落都存在的问题。搞好环保，关键是提高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和增加农民的相关知识，教育农民自己把家门口的环境搞好，这是最基本的，因为农民生活在全国的辽阔疆域内，他们对环保的参与是最有效和直接的。现在农民既缺乏环保意识，又无相关知识，为了眼前利益破坏生存环境之事屡见不鲜。比如砍倒一棵树，回家盖房子，管它是银杏还是红松；打下一只鸟，炖着吃了，也许打下来的就是一只珍奇异鸟。当然，这其中有当前农民收入低、经济来源单一、生活质量低等方面的因素。建议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对广大农民普及环保知识，并在政策上有保障农民稳定收入的条款出台。

莫菲（30岁）：环保产业往往投入很大，建议国家应有相关的政策向这个产业倾斜。国外在资本主义初期，是先污染，后治理。国家应该大力扶持环保产业，不要因为发展经济就不治理污染了。现在环保产业无人愿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享受政策扶持，比如说税收优惠。还有，废品回收以后，没有可以再生利用的途径。前段时间有人回收了40吨废旧电池，但是最后由于没有再生利用的渠道，不得不继续堆放。建议每个公民应该加强环保意识，应该降低环保产业的成本，使其被广泛利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曲高和寡。应该多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才能少走弯路，少造成浪费。

曹君（33岁）：百姓最头痛的就是河流污染，像北京有几条河是清的呢？从南到北基本都不同程度存在污染，如南城的凉水河，曾是北京的景观河流，而现在却是臭气熏天。我建议对沿河所有违章建筑物都应拆除。因为如饭店、洗浴中心等违章建筑沿河而建，很多没有市政排污管线，污水直接排到河里，造成污染。还有沿河的露天农贸市场，死鸡、烂菜叶、西瓜皮、破塑料袋等垃圾都往河里扔。有关部门能否向市民有一个交代，因为污染的治理的确缺乏资金，原先单一的由政府投资，本身就力不从心。今后是不是可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多方筹集资金，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谁治理谁受益，谁污染谁受罚，使河流污染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温少粤（30岁）：我认为城市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不应过分倡导发展私车。公共交通不仅能为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还使环境污染程度减轻，否则，私车的增多势必让人感到资源的浪费，一个人出行开一辆车，所产生的污染与4个人同乘一车是一样多的，但效率有明显差别。我建议公共交通要在某些路段有优先权，譬如一些路只允许走公交车，公交车的优越性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

陆风（31岁）：现在许多老年人生活相对贫困，再加上患有一些慢性病，生活负担又加重了。我建议国家在郊区建设老人村，并加以配套的医疗设施，动员这些生活比较贫困的老人在“村”里安度晚年。同时，国家将其城里住房按二手房折价收购，再将这批资金投入进基金的买卖，再返回盈余补贴老人们的生活。

杜丽荣（48岁）：众所周知，现在就业比较难。一些年轻人在小公司做事，基本的养老保险没有丝毫保障，但他们敢怒不敢言，如果举报老板不执行劳动法，势必丢掉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是外地人，不太在乎养老和大病问题，但这些矛盾一旦爆发，很可能造成员工报复老板等过激行为。我建议国家加大劳动法的落实情况、检查力度，让劳动法真正为劳资双方利益说话。

李文文（56岁）：每当看到一些中小学生得白血病的报道我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教委能否对中小学生大病保险实行强制要求，现在的意外保险显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进步。一旦一个家庭因为孩子得大病，他周围的亲友也会同样陷入贫困，治疗此类病症需要的治疗费不是一两个家庭可以负担的。另外，国家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来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筹集一部分治疗费。

邵牧君（70岁）：现在老年人的生活有点惨。退休早的，工资太低，每月三四百元。社会消费涨得这么快，工资不怎么涨，基本按以前规定执行。别说和年轻人的生活水平相比，就连养老也成问题。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就拿一些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老专家们来说吧，十几年了，还是每月100块，真是有点可笑。政府应为保障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上出台相应法规。

邵牧君：人才培养应提倡宽进严出，搞学分制，这样有利于学生发展。课程设置上，应该有选修有必修，尽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我是原清华最后一届的学生，原清华是所综合大学，后来改成工业大学，现在又恢复了，这样很好。院校专业的设置划分不应太细。

目前职称评审有点滥，职称含金量太低。学历很高，职称也不低，但知识面很窄。许多副研、副教授一级职称的人，连外语都不懂，怎么进入高新研究领域？职称评定的标准要严格，不能搞照顾。评审机关人员的水平也有待提高。

李钰鹏：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现在对人才生存的土壤培养不够。高级人才交流机会少，信息沟通不畅，积极性受挫，潜能无法发挥，致使大量人才外流。这其实是个人才培养机制和管理问题。我们应多学习国外大公司、大企业的经验，在培育人才生存土壤上精耕细作，加大投入。相信这个投入的产出会呈几何积数增长的。

汪力永（42岁）：9年义务的普及还缺乏力度，在一些建筑企业和重工业，许多外地的农民工揣着初中毕业证书，但大多数没读完初二，有的人甚至只念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他们的低素质势必给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我建议农民工在上岗前要接受文化课辅导，定期考核他们是否具备劳动者的基本素质。

南普行（27岁）：现行的福利分配制度应该改革，像金融、公共通信、税务等部门的员工福利比较高。以年假为例，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去新马泰，而一般国有企业呢？大概只有中层以上干部才有特权，大多数产业工人一生都不敢奢望年假，更没想过去国外了。但能进好单位，捧“金饭碗”的又大多是有背景的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我建议所有的岗位都用短期合同工，大家凭本事吃饭，在公开招聘中公平竞争。

王红（36岁）：都说减负，我想教育制度不改革，高考依然存在，孩子们就不能真正卸下重重的担子。他们从六七岁开始接受应试教育，在缺乏创造力的教育方式下，苦苦度日。几十年过去了，得不到彻底改善，孩子们长大以后怎么能有实力与世界强国的新生代抗衡？我建议大学应降低门坎，实行宽进严出，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些富家子弟也不必远渡重洋去国外求学，在家门口上一所好大学很方便。版主留言：

本版第一次涉及这么大的话题，追究触及这个话题的心态，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开放到连制定5年计划的国家大事，也开始低首向市民征集建议。记得美国曾有一位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一条规律：越复杂而自由的机体越强韧，从十五届五中全会就“十五”计划所提目标，即：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来看，发展和开放将在下一个5年得到继续。如果那位科学家发现的是真理的话，我们的社会也必将强大而坚韧。